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我国的东亚研究在组织机构、人员数量、语言能力、实地调研等方面还相对薄弱。关于其如何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学者们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已经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既要借鉴域外理论和方法，又要对其进行反思、探索和创新；既要重视学界前沿动态，又要对以往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继承，等等。具体来讲，可从如下方面加以考量。

二

审视日本百年来的东亚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其二，具有“自我定位”和“东亚定位”的双重价值取向。“自我定位”是指日本在率先完成近代化转型之后，认为东亚世界的文明中心实现了从中国到日本的转移；“东亚定位”是指日本要为自身所在且能代表的东亚寻求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无论是“自我定位”还是“东亚定位”，其背后均潜藏着日本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这显然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东亚研究而言，美国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水准相对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日本的东亚研究，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以来，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和积累，其学术体系、话语凝练和研究范式等方面特色鲜明，且对欧美的东亚研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当然，日本学术界也借鉴和汲取欧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不断调整、更新和重塑其研究理论和方法。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的一员，尤需对其东亚研究的兴起、发展等进行梳理。

其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正式创立。在世界史学科体系内，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别史和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随着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元划分结构弊端初显，东亚研究领域内一些需要贯通和突破一国史而研究的问题难以深入下去。故而，需要打破现有的学科划分，倡导一种多维、立体和综合的东亚研究。

关于东亚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便已初步涉及，但我国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界围绕欧美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而进行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是为“东亚研究”。它以费正清、赖肖尔等人在哈佛大学建立东亚研究中心为诞生标志，在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等方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东亚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学界关于东亚研究的主题、内容、理论、视域、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等多受欧美东亚研究的影响，当然也不乏对其中存在的文本误读、理论先行、学术问题政治化及其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等作出切实的批判。在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日益重要的当下，提升东亚研究水平，需要理清我国已有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基础，总结域外学术经验，扬长补短，推陈出新。

再次，关注国际学界在区域研究理论方面的新进展，推进东亚比较研究。国际学界关于区域研究理论，呈现出从“一体化”“新地区主义”到“地区比较”的倾向，域外东亚研究也大致沿此趋向展开，从重视本质要素的“中华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到关注动态要素和时空变化的移民、商贸、技术和文化传播等网络结构，再到宏观和微观视角下“同而异”“异而同”的比较研究，比如就东亚儒学而言，韩国、日本和越南对其的接受和表现就不同，对此需要我们更为细致的研究。

首先，发挥中国本位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优势。汉语是前近代东亚世界的通行语，这一时期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主要史籍用汉文写成，留存下来数量庞大的汉文典籍。对这些典籍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不仅涉及汉文识读水平或单纯一国史的研究，而且需要在了解中国史甚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探源溯流，这是中国学者能发挥先天优势、大有可为之处。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对外界的认识与了解也越来越迫切。基于此，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即区域与国别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异军突起，相关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我国区域与国别研究迎来发展新机遇。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介绍了我国东亚研究、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的渊源、发展与前景展望等，以飨读者。

文章来源：《军事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jsjjyj.cn/zonghexinwen/2022/0822/5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