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其次，不断探索和尝试新的研究范式的可行性。目前学界已有的“冲击—反应”“传统—现代”“中心—边缘”“民族国家”等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二元对立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故而需要我们立足于东亚的地理生态、政治体系、社会组织、生产方式、族群认同等互动和多元的关系形态，对其进行综合梳理和全面阐释。比如现在学界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范式，或许可以为东亚研究所借鉴。

其一，我国古代传统史籍文献对朝鲜、韩国、日本等东亚地域内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发展情况均有一定的记载，尤以“二十四史”中的“外国传”和“四夷传”为代表。

一

虽然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东亚”及其“东亚研究”，并不始自中国本土，但其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在我国古代学术传统和近代学术转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总的来说，可大致梳理出以下三种类型的学术资源。

其三，日本的东亚研究有一定的自立性，但其最初涉及“东亚”话题、建立东亚研究机构，主要是服务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东亚研究的“战时学术”予以反思，但仍有部分学者开展的研究项目及产出的研究成果存在为政治现实背书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情形，对此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其二，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些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机、“开眼看世界”，编纂和发行了不少外国政经史地文化类著作和报刊，其中对日本的介绍最多，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

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驱动下，建立了以“东亚”为名的多个研究机构，产出了不少“东亚研究”论著。1945年日本战败，战前一大批带有“东亚”印记的研究机构或被解散或被改制，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大都尽可能地避讳“东亚”一词，代以“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提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学界代际更迭，与东亚相关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日本学者在借鉴和吸收欧美相关学术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又融合了汉学研究传统，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东亚史的基本概念和框架体系，比如“东亚世界论”“朝贡贸易论”等观点。

其一，强调东亚的关联要素和整体性特征。日本置身于东亚世界之中，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倾向于采用文化均质性要素来构筑整体性的东亚世界，以凸显东亚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特征，颇具代表性的是西嶋定生以儒学、汉字、佛教和律令为核心的“东亚世界论”。

最后，重视对域外东亚研究的学术史的梳理，避免重复性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具有“反思之反思”和“研究之研究”的性质，是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和进行学术创新的前提。借鉴域外的东亚研究经验，首要的是对域外东亚研究各个阶段的研究体系、学术范式、学科意识、学术理念、论著成果、研究机构、学会组织、学者培养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回顾、阶段性总结、专题性研究，微观上涉及学者的生平经历、学术历程、治学经验、著述观点、研究影响，流派上的学脉承继或断裂、地域归属、方法取向以及学术争鸣；宏观上对学术发展与国家和世界的政治变迁与社会环境之关联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总之，中国学者理应肩负学术责任，发挥先天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亚研究。我们要有实证精神和开放意识，及时关注国际学界动态，了解时新的研究范式，借鉴消化，综合创新，扎扎实实地推进具体的研究课题。

文章来源：《军事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jsjjyj.cn/zonghexinwen/2022/0822/538.html